杨伯峻：《试论孔子》

（四）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

在春秋时代，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，本人原在下层地位，而有心救世的，象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，或许不见得没有，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，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肯定。在《论语》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，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。除长沮、桀溺外，还有楚狂接舆、（18·5）荷莜丈人、（18·7）石门司门者（14·38）和微生亩（14·32）等等。孔子自己说：“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（18·6）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可以说是“不识时务”，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拨。孔子的热心救世，当时未见成效，有客观原因，也有主观原因，这里不谈。但这种“席不暇暖”（韩愈：《争臣论》，盖本于《文选》班固《答宾戏》），“三月无君则弔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的精神，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，也是可敬佩的。

孔子的时代，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，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，难道孔子不清楚？就是齐桓公、晋文公这样的霸主，也已经成为陈迹。中原各国，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，就是“陪臣执国命”。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，后来只剩下四卿——韩、赵、魏和知伯。《左传》最后载知伯破灭，孔子早就“寿终正寝”了。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，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。（14·21）在鲁国，情况更不好，“禄之去公室五世（宣、成、襄、昭、定五公）矣，政逮于大夫四世（季文子、武子、平子、桓子四代）矣，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”，（16·3）而处于“陪臣执国命”（16·2）时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原诸国，如卫、陈、蔡等，国小力微，不能有所作为。秦国僻在西方，自秦穆公、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。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，孔子仅仅到了楚国的边境，和叶公相见。（13·16，又7·19）纵然有极少数小官，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，（3·24）但在二千多年以前，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，没有适当力量的冯籍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孔子徒抱大志，感叹以死罢了。

孔子的政治思想，从《尧曰篇》可以看出。我认为《尧曰篇》“谨权量，审法度”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的主张。然而度、量、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，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。孔子又说，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，粮食充足，军备无缺，人民信任，而人民信任是极度为重要的。（12·7）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（见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六年）为“谲而不正”。（14·15）孔子主张“正名”，（13·3）正名就是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；（12·11）而当时正是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。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，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，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；一是子路毁季氏的费城，叔孙氏毁坏了他们的郈城，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（《左传》定公十二年）。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，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，他的“君君，臣臣”的主张有可能逐渐实现。但齐国的“女乐”送来，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。（18·4）孔子其他政治主张，仅仅托之空言。

孔子还说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（17·5）孔子所谓“东周”究竟是此什么内容，虽然难以完全考定，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他言行考察，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。孔子知道时代不同，礼要有“损益”。（2·23）他主张“行夏之时”，（15·11）便是对周礼的改变，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，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。夏历便于农业生产，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。从《左传》或者《诗经》看，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，但民间还用夏历。晋国上下全用夏历。所谓周礼，在春秋以前。很被人重视。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，因为它有号召力，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？周礼是上层建筑，在阶级社会，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得胜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，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不能说孔子要“复礼”，要“为东周”，便是倒退。他在夹谷会上，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，恐怕未必合于周礼，由此看来，孔子的政治主张，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，如“兴灭国，继绝世”，（20·1）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，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。

至于他的人生观，更是积极的。他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交至”。（7·19）他能够过穷苦生活，而对于不义的富贵，视同浮云。（7·16）这些地方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。